90年代西方绿色环境运动和绿色理念新发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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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环境运动是一个典型的当代西方“后30年现象”。所谓“后30年现象”，是笔者在《文明的震荡》一书中提出的一个新概念，特指70年代以后西方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进入“后工业社会”之后发生的全面变化与转折。“后30年现象”具体包括信息产业革命、新保守主义执政、新自由主义经济、新社会运动、后现代主义文化、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全球化与后现代化浪潮，等等。绿色环境运动构成了其中新社会运动的主流。与其他社会运动相比，绿色环境运动是历史上没有传统的、近30年才出现的、从形式到内容全新的社会运动。(关于新运动之“新”、它区别于旧运动的特点，见《激进，温和，还是僭越》一书，中央编译出版社，第441-444页。)　

历经30年的发展，90年代西方的绿色环境运动在内容上和理念上都发生了不少新变化，产生出一些新趋势，也引伸出一些新问题。　

一、 90年代西方环境运动的新趋势　

与70、80年代相比，西方环境运动在90年代产生了四大发展趋势：实践层面，从以群众运动为主体发展到以政党政治为主体；政治层面，从“红-绿结合”发展到泛绿；思想上，从深绿发展到浅绿；文化价值上，出现了后物质主义，一种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观。　

第一，　在实践上，从绿色运动的层面进入以绿色政党活动为主的层面　

为了认识　90年代绿色环境运动的这一特点，可以简单地回顾绿色运动的前史。　

60年代是绿色意识的精英启蒙阶段，主要事件是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卡森发表了她的名著《寂静的春天》。她以大量的事实论证了工业污染对地球上的生命形式包括人类自身的损害，陈述了工业技术革命的生态破坏后果，第一次就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向全世界敲响了警钟。肯尼迪读后倡议次年为联合国自然保护年。卡森的这部书拉开了“生态学时代”的序幕。　

70年代是公众绿色意识的动员和形成阶段，主要事件是罗马俱乐部的活动和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的回应。1972年，罗马俱乐部提交了它的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对正处于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的西方世界发出了关于“人类困境”的天才预言。罗马俱乐部关于“只有一个地球”口号成为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重要背景材　料，后成为人类共识。在70年代初，发达工业国家各国政府纷纷建立环境管理机构。　

80年代是群众性广泛的绿色抗议运动阶段，主要事件是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工业污染事件引发的环境抗议运动和矛头指向冷战双方的、与反战反核和平运动相结合的大规模群众性绿色抗议运动。80年代也是发达国家绿党活动最活跃的阶段；80年代还是全球绿色意识形态的群众性普及阶段。学界、媒体全面介入绿色话题，绿色生态环境问题从60、70年代鲜为人知到80年代成为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常识，绿色意识形态也成为当代意识形态的绿色一翼。　

90年代以后，绿色环境事业走向全面政治化阶段。与前20多年相比，90年代的绿色运动呈现两大特点：国际政治行为，政党政治。1992年全球环境峰会――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标志着人类已进入维护共同家园的全球时代。环境与发展问题已成为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特别重要的是，90年代中期欧洲中左政府执政出现的“红-绿联盟”政治现象，即社会民主党人与绿党共同组阁现象，使绿色运动的主题转向了以往绿色运动最为拒绝的政党政治。　

绿色运动向绿色政治的转向，形成了90年代环境运动总特点，即从以群众运动为主体发展到以政党政治为主体。在欧洲各国绿党通过与社会民主党人的联合执政成为体制内的执政党之后，绿色运动表现为普及性、组织性上升，民间性、社会性降低。近年来，尽管媒体时有关于“绿色和平组织”在海上拦截日本捕鲸船、多瑙河全程污染、生态死亡等抗议活动的报道，但是90年代鲜有70、80年代那样的大规模群众抗议运动。即使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美军和北约使用贫铀炸弹的情况下，整个西方也没有出现群众性的环境抗议运动。　

第二，在政治上，从“红-绿结合”到泛绿化　

整个80年代乃至90 年代中期之前，绿色环境运动的“红-绿”结合倾向一直居主流地位。尽管主流绿党主观上强调自身的中性色彩，但是，作为一种本质上反体制、反主流的社会运动，其矛头主要对准工业社会的既成秩序、反对资本主义官僚体制。因此，绿色环境运动天然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在这个意义上，“从红到绿”、“红绿交融”的生态社会主义的兴起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而90 年代中期红绿联盟执政的实现，是红绿结合的生态社会主义事业在政治上的发展顶峰。从社会民主党的角度看，红绿联盟是社会民主党长期战略的胜利；但是从绿色运动和绿党社会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