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论文：浅论旅游给目的地带来的社会文化变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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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开发的进一步深化和旅游业规模的不断扩大， 旅游给目的地带来的影响日益明显， 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使之成为旅游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关键词： 旅游； 社会文化影响； 理论， 研究方法； 简评与展望。
　　随着旅游业在全球范围内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迅猛发展， 旅游给目的地社会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突出， 因此， 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开始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一、国外相关研究。
　　近年来， 国外对旅游的社会影响研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成果， 通过文献检索， 共检索到167篇文献， 研究角度主要涉及旅游综合影响、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和感知及旅游影响的测度和方法等方面。
　　在旅游对社会的影响上， Qieqi （ 1978） 等人在美国Virgin岛所做的研究表明， 当地的社会和家庭结构并没有因为旅游业而产生多大的变化。L iu和Xierdun等人于1987 年在土耳其所做的一项跨国研究亦证实了这一点。另一方面， Luomance在1978年的研究报告中指出： 美国特拉化州的居民抱怨旅游导致了他们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逐渐缩短了， 旅游使传统形式的社交活动越来越少了。
　　Bisitezaruo （1989） 在对奥地利一个乡村的研究中就指出： 旅游并没有使休闲游憩设施的实用性得以增加。这一结论与大多者对此问题的研究结果正好相反。与此同时， 米尔曼和皮扎姆（ 1988 ）也在他们对佛罗里达中部的一个旅游目的地的研究报告中指出： 当地居民不能理解旅游对提高道德、诚实、礼貌、行为态度、人们相互间的信任等有何种贡献。
　　与旅游相伴而生的许多其他的社会文化问题是与旅游开发强度相关联的，(如果本文不适合,你还可以选择:计算机论文定做)， 过多旅游者涌入目的地增加了人们生活的密集度， 也增加了旅游者与当地人共用设施的拥挤度。[ 1 ]过分拥挤降低了旅游经历的价值， 也给当地人造成了额外的压力。著名的以色列旅游学者Cohen （1978） 提出： 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旅游的负面影响上是过分了， 对于此问题应考虑到旅游对目的地整个社会的综合贡献。显而易见， 对于许多落后地区， 旅游可以改善当地基础设施， 促进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大量来自发达国家的旅游者带来的文化冲击着接待地的传统伦理观念， 使社会和家庭的凝聚力减弱、和生态遭到破坏， 动摇着整个接待地的社会基础。因此， 相对来说， 国外对旅游消极的社会影响方面的研究更为重视， 也较多一些。
　　二、国内相关研究。
　　相比较而言， 在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这一领域里， 国内的研究远远滞后于国外。中国当代旅游业的发展起步于1970年代末， 在三十余年的时间里， 旅游学术研究显得非常薄弱。尤其，旅游给目的地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更是如此。同时， 由于旅游影响研究从起步之初就并非建构在对旅游业发展高屋建瓴式的前瞻性防范研究上， 而是一种由于问题的暴露而不得已进行的检讨和探因式的后补性研究， 因而旅游影响研究一直滞后于旅游学研究的其他领域。[ 2 ]直到20世纪90年代， 随着人们对旅游的认识不断深化， 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 旅游不是旅游的领头， 仅仅是旅游研究的一个分支。国内的旅游社会影响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1991年南开大学的刘振礼教授在河北野三坡进行了有关旅游对接待地的社会效应调查研究， 得出了旅游的社会影响以有利方面占主导地位， 尤其以经济方面最为突出的结论， 研究结果发表于1992年《旅游学刊》的第3 期上， 这是国内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关于旅游社会影响的学术论文。但是， 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 十余年间国内公开发表关于旅游社会问题的文章一共仅有20余篇。近十年间较有代表性的旅游社会影响研究有申葆嘉（1992） 的“论旅游接待地的社会压力问题”， 戴凡和保继刚（ 1996） 的“旅游社会效应研究———以大理古城居民学为例”， 郑何敏（ 1996） 的“旅游对风情民俗资源的消极影响及对策研究”，赵刘平（ 1998） 的“再论旅游对接待地的社会文化影响”， 王宪礼、朴正吉（1999） 等的“长白山生物保护区旅游的社会效应分析”， 王雪华（1999 ） 的“论旅游的社会文化效应”， 李建欣（1999） 的“国外旅游社会学管窥”， 刘纬华、肖洪根（1999） 的“对西方旅游对社会学研究中新迪尔凯姆学说的分析”， 2001 年和2002 年肖洪根的“对旅游社会学理论体系研究的认识（上、下） ”等。
　　从的论文可以看出， 国内旅游社会效应以有利方面占主导地位， 但是旅游对传统文化、居民生活压力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有着一定的负面作用。[ ]
　　三、社会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