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在卢山会议上怎么骂毛泽东的?毛泽东听了什么反应,说了什么?

彭德怀在卢山会议上怎么骂毛泽东的?毛泽东听了什么反应,说了什么?
彭德怀在卢山会议上怎么骂毛泽东的?毛泽东听了什么反应,说了什么?

彭德怀在卢山会议上怎么骂毛泽东的?毛泽东听了什么反应,说了什么?
彭给毛写了一封信,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列举了工农业增长数字,增长速度,“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基建项目过急过多了一些,“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关于公社化发生的问题,经过中央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关于全民炼钢,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人财物力,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但也是“有失有得”的.第二部分,即“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中的这样几段或几句话：“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轰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下面是毛泽东7月23日讲话的全文：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许多文件,还跟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形容孙科,一触即跳.现在有些同志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两种话都要听.我跟这些同志谈过,劝过他们,要听坏话,好话、坏话,两种话都要听嘛.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既有讲话之第二：种任务,他就要讲.还有人长了耳朵,是为了听声音的,就得听人家讲话.话有三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二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好坏都要听.
　　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大安门,搞得一塌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邵大个（江西省长邵式平）你不必着急,你们搞出这个材料,实在好,今天就印出来.所有右派言论都印出来了,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为代表.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这些人不是右派,可以变就是了,是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有那么一批人,对形势也认为一塌糊涂.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话.我们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那些听不得坏话的人,他那个腰杆子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杆子真正硬,坏话你为什么听不得?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于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后.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主要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地谈了两个钟头.懂蚜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7石J这3个月,平均每天3000人参观,10天3万人,3个月30万人.听说徐水、七里营也有这么多人参观.除了西藏,都有人来看了.到那里去取经,其中多是县、社、队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现在听说这些地方搞了共产主义,那还不去看看.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确是狂热.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好省那时谈不到,总而言之是多快.这种分析是否恰当?3个地方3个月当中,有3个30万人朝山进香,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唯实上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你吃3年肉也不一定胖；比如林彪同志,我看他10年还吃不胖；总司令和我的胖,也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30%是积极分子；30%是消极分子（即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40%随大流.30%是多少人?是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大规模耕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的这也可以那也可以.不愿意的只30%总之,加40%为70O,三亿五千万人在一个时期内有“狂热性”,他们要搞.
　　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地瓜、稀饭,面无笑容.因为刮了“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对刮“共产风”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些什么人?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干部,刮大队和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我们说服了这些干部,坚决纠正.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今年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队跟群众的账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的再继续算.这一个月的算账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少数人还留恋“共产”,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一万年以后也没有这个规矩,也不能拿起就走.拿起就走,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劫,明火执仗,无代价剥夺人家的劳动.这类事,自古以来是“一个指头”.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那个我看是可以的,他劫什么人?劫土豪劣绅.宋江劫的是“生辰纲”（按：此处记忆有误.劫生辰纲是晁盖等人干的,此时宋江还没有上梁山）,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取之无碍,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财产还有三种办法：征购,挤垮,赎买.怎么能剥夺劳动人民的财产呢?只有一个多月就息下这股风,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今年三四月或加五月,有几亿农民,几百万干部受了教育,讲清了,想通了.主要是讲干部,不懂得这个财并非不义之财,而是义财,分不清这个界限.干部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没有搞通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九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有读,要叫他们读.公社一级干部不懂一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的可以给他们讲课.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庆之,一字不识,皇帝强迫他做诗,他口念,叫别人写：“微令值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精力尽,徒步还南岗.辞荣比盛世,何愧张子房.”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当然,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扫除文盲.柯老（柯庆施）说,全民进大学,我也赞成,不过15年不行,恐怕得延长一点,几亿人口嘛.南北朝时有个姓曹的将军（按：梁朝的曹景宗）,打了仗回来做诗：“出师儿女悲,归来辅鼓竞；借问过路人,何如霍去病?”还有北朝的将军解律金,这也是个一字不识的人,他有《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按此歌乃敕勒民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是一篇翻译作品.）一字不识的人可以做宰相,为什么我们公社的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我看大家可以学.不识字,讲讲就懂了,现在不是农民学哲学么,工人学哲学么；他们比我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我们这次议事日程就有读书这一项.我也是个没有学问的人,这个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没有看；略微看了一点,才有发言权,也是怕大家来考我,我答不出怎么办?要挤出时间读书,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他们（指省以下各级地方干部）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11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当然听不进去：我们作过多次检讨,难道就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讲嘛.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能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无非拖着嘛,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八年十年.无非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放弃,一个可能不放弃,两者都可以,何必怕呢!我找大区区长开了一次会,我就是这么讲的,对不对?没有扯谎吧.听不得坏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地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两个星期,功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无非我有错误.有错误嘛,还是真有错误?假有错误?真有错误,我作自我批评,再来一次；假有错误,那是你们的事.你们弄真成假,本来不错,你们说嘛.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有的；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同志是我讲的四种人里头的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所谓四种人是：完全正确；基本正确但是部分不正确；基本不正确但部分正确；完全不正确.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是一条总路线,在大风浪时,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秧歌.蒋帮不是叫我们做秧歌王朝吗?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对于1956年、1957年的那种动摇,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也不讲小资产阶级,也不讲资产阶级.如果现在要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狂热?资产阶级它不狂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我们那个时候不戴帽子,因为这些同志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会主义,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于是反冒进.（讲到这里,偏过头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因为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他也会站住脚的.那次批周、陈的人,一部分人取其地位而代之.有点那个味道,没有那么深,但是也相当深,就是不讲冒了.不讲反冒进,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之下,右起来的.
　　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马克思讲,莫说一年,就几个星期停止工作,人类也要灭亡的.只要你登70万条,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啊!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这个国家应该灭亡.因为那就不是无产阶级党了,而是资产阶级党了,章伯钧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的没有人这样主张,我这是夸大其词.假如办10件事,9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这是一方面.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我看基本正确的,部分不妥.列宁讲,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要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现在据我看,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讲的左派,是不加引号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就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我现在还没有想清楚.他们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我那时讲,你们自己把自己抛到离右派30公里,接近30公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不欢迎才怪,距离右派不过还有30公里”.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我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本来18个题目,加一个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子：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还是有害?我看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家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说还是要讲嘛.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为什么只有你讲得,我讲不得?别人讲不得?但是我劝许多人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20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蒋介石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在全国能保持l/3,我就满意了.我是讲全国范围.我这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生怕把你那个食堂搞掉.还有一个四川,一个云南,一个贵州,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上海有11个县）,90%以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试试看.1/3人口对5亿农民来说,多少人?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如果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这篇是我推荐的.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并不是公社发明的,是合作社发明的.湖北有个京山县,京山县有一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就办了个食堂.河北1956年就有办的,1958年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力.我看还节省物资,包括粮食油盐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如用自来水,不用人挑水.这样可以节省劳力,还可以节省物资,节省粮食.我跟你们谈,你们说可以嘛.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跟你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个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那个宋玉的办法,写《登徒子好色赋》.（接着就讲这个故事的原委）我讲食堂,走了题了.科学院的调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食堂哪没有缺点.无论什么事都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看过列宁的手搞,改得一塌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维持,可以多一些,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得下去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我看现在这样大风大浪里头,没有垮一个,将来准备垮一半,还有一半；垮七分胶有三分.要垮就垮.食堂、公社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就要做工作.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农业,办好工业,办好交通运输,办好商业,办好文化教育.
　　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以前不是说党不管党吗?计委是计划机关,现在却不管计划.还有各个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计划,就是不管综合平衡.不要比例,这一条没有料到.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和中央各部,10年了,忽然在北戴河会议后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铁、多少运力.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马运.这点真没有料到.我这样的人,总理、少奇同志这样的人,根本没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自己开脱自己,我又不是计委主任.去年8月以前,我同大多数常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头去了,对建设这一条没有认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在西楼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根本没有领导,哪来什么英明呢?
　　看了许多讨论发言,铁还可以炼.浪费是有一些,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含硫量,为真正好铁奋斗.共产党有个办法叫做抓.共产主义者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农林牧副渔,粮棉油麻丝茶糖药烟果盐杂,农中有12项,要抓.要综合平衡,不能每一个县都一个模子,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蔗,要因地制宜.不能到回民地区去买卖猪.党不管党；计委不管计划,不管综合平衡,根本不管,不着急.总理着急.无一股热气,神气,办不好事,李逵太急一点,列宁热情磅礴,可以感染群众,实在好,群众很欢迎.
　　有话就要讲.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是各种顾虑.这个我看要改,有话就要讲.上半个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了,记录为证.口说无凭,立此存照.有话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嘛.成都会议上我说过不要怕穿小鞋.穿小鞋有什么要紧.还讲过几条,甚至说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有些人就是怕讲得不妥挨整.这叫明哲保身,叫做什么病从口人,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祸从口出嘛.两部分人都不高兴：一部分是触不得的,听不得坏话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险的.不赞成,你们就驳.你们不驳,是你们的责任,我交代了,要你们驳,你们又不驳.说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就是.江西党校那些意见是驳谁啊!始作涌者,其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9000万人上阵,“得不偿失”补贴40亿,.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我去河南调查时,发现嵖岈山这个典型,得了卫星公社的一个章程,如获至宝.你讲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什么如获至宝呢?要上《红旗》杂志呢?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这个没关系,你登也好,不登也好,到北戴河我提议要作决议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中国也不是没有人反对,照江西党校这样看,人民公社还有什么意思.还有个总路线,是虚的,实的见之于农业、工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放大炮的也相当多,如谭老板（谭震林）,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关于共产要共得快呀,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得快,说话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他是唱戏的,不然为什么叫谭老板.长处是一股于劲,肯负责任,比那凄凄惨惨切切要好.但放大炮,在重大问题上要谨慎一点.你说我不放大炮吗?我也放了三个：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炼钢铁,一个总路线.彭德怀同志讲的,张飞粗中有细,他说他粗中无细.我说我也是张飞,粗中有点细.公社我讲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有个过程.当然那个过程,现在看起来,可能过于短了一点,我讲大体两个五年计划.要进到全民所有制,现在看来,可能要大大地延长,不是两个五年计划,而是20个五年计划也难说.要那么久?还是不要那么久?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我搬出马克思来,使同志们得到一点安慰.这个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见形势来了就说欧洲革命来了,无产阶级革命来了,后头又没有来,过一阵又说要来,又没有来.总之,反反复复.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宁时代才来.那还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也有啊!（刘少奇插话：列宁也有,讲世界革命很快就要来了.）世界革命,那个时候他希望世界革命来援助,他也搞和平民主新阶段,后头不行了,搞出一个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这在以前也讲过吧?（刘：是一国可以胜利,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讲.）一国可以胜利,到这个时候,不建怎么办?只有一国.（刘：依靠自己本国的农民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依靠农民.巴黎公社起义之前,马克思反对.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这两者是不是一样?季诺维也夫后来开除党籍,杀了头.马克思是否还要杀头?巴黎公社起义爆发之后,马克思就赞成了,但他估计会失败.他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哪怕只存在3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划不来.我们还有广州公社,1927年大革命失败,等等.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1927年那样失败?像万里长征那样,大部分根据地丧失,红军和党都缩小到1/10,或者还不到?我看不能这样讲.大家也是这么个意见.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都毫无例外地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了?我看也不能讲.大部分没有失败,一部分失败了.就是所谓多付了代价,多用点劳动力,多付了一点钱,刮了一次“共产风”,可是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过去谁人去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读.斯大林的书（按：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读了一遍,根本没有味道.那个时候搞革命,搞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唉,一到郑州,我就读了两遍,我就讲学,就有资格讲学了,不过刚刚在火车上读了两遍.我讲了两章,没有造谣吧.现在不够,现在要深入研究,不然我们的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够巩固,不能够前进.
　　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涌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我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我说还是我.你那个属于意识形态,你有没有责任?（按：柯曾在1957年12月上海党代会作过一个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内容重提多快好省,要15年赶超英国,具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大跃进精神,极为毛赞赏,成为南宁会议的先声.）钢铁你要搞600万吨（按：1958年6月华东计划会议,确定华东1959年钢铁指标为600万吨,引起全国1959年指标全面高涨,也影响到1958年钢铁指标的变化）,我要搞1070万吨,北戴河会议发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间下大祸,9000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补贴40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当”等说法,即由此而来.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